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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伙伴的回忆

时间:2018-05-02来源:男厕女尸 -[收藏本文]

  孙犁:伙伴的回忆

  一 忆侯金镜

  一九三九年,我在阜平城南庄工作。在一个初冬的早晨,我到村南胭脂河边盥洗,看见有一支队伍涉水过来。这是一支青年的、欢乐的、男男女女的队伍。是从延安来的华北联大的队伍,侯金镜就在其中。

  当时,我并不认识他。我也还不认识走在这个队伍中间的许多戏剧家、歌唱家、美术家。

  一九四一年,晋察冀文联成立以后,我认识了侯金镜。他是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的研究人员。他最初给我的印象是:老成稳重,说话洪亮而短促。脸色不很好,黄而有些浮肿。和人谈话时,直直地站在那里,胸膛里的空气总好像不够用,时时在倒吸着一口凉气。

  这个人可以说是很严肃的,认识多年,我不记得他说过什么玩笑话,更不用说相互之间开玩笑了。这显然和他的年龄不相当,很快又结了婚,他就更显得老成了。

  他绝不是未老先衰,他的精力很是充沛,工作也很热心。

  在一些会议上发言,认真而有系统。他是研究文艺理论的,但没有当时一些青年理论家常有的、那种飞扬专断的作风,也不好突出显示自己。这些特点,给我留下了好的印象,觉得他是可以亲近的。但接近的机会究竟并不太多,所以终于也不能说是我在晋察冀时期的最熟识的朋友。

  然而,友情之难忘,除去童年结交,就莫过于青年时代了。晋察冀幅员并不太广,我经常活动的,也就是几个县,如果没有战事,经常往返的,也就是那几个村庄,那几条山沟。

  各界人士,我认识得少;因为当时住得靠近,文艺界的人,却几乎没有一个陌生。阜平号称穷山恶水,在这片炮火连天的土地上,汇集和奔流着来自各方的,兄弟般的感情。

  以后,因为我病了,有好些年,没有和金镜见过面。一九六○年夏天,我去北京,他已经在《文艺报》和作家协会工作,他很热情,陪我在八大处休养所住了几天,又到颐和园的休养所住了几天。还记得他和别的同志曾经陪我到香山去玩过。这当然是大家都知道我有病,又轻易不出门,因此牺牲一点时间,同我到各处走走看看的。

  这样,谈话的机会就多了些,但因为我不善谈而又好静,所以金镜虽有时热情地坐在我的房间,看到我总提不起精神来,也就无可奈何地走开了。只记得有一天黄昏,在山顶,闲谈中,知道他原是天津的中学生,也是因为爱好文艺,参加革命的。他在文学事业上的初步尝试,比我还要早。另外,他好像很受五四初期启蒙运动的影响,把文化看得很重。他认为现在有些事,所以做得不够理想,是因为人民还缺乏文化的缘故。当时我对他这些论点,半信半疑,并且觉得是书生之见,近于迂阔。他还对我谈了中央几个文艺刊物的主编副主编,在几年之中,有几人犯了错误。因为他是《文艺报》的副主编,担心犯错误吧,也只是随便谈谈,两个人都一笑完事。我想,金镜为人既如此慎重老练,又在部队做过政治工作,恐怕不会出什么漏子吧。

  在那一段时间,他的书包里总装着一本我写的《白洋淀纪事》。他几次对我说:我要再看看。那意思是,他要写一篇关于这本书的评论,或是把意见和我当面谈谈。他每次这样说,我也总是点头笑笑。他终于也没有写,也没有谈。这是我早就猜想到的。对于朋友的作品,是不好写也不好谈的。

  过誉则有违公论,责备又恐伤私情。

  他确实很关心我,很细致。在颐和园时,我偶然提起北京什么东西好吃,他如果遇到,就买回来送给我。有时天晚了,我送客人,他总陪我把客人送到公园的大门以外。在夜晚,公园不只道路曲折,也很空旷,他有些不放心吧。

  此后十几年,就没有和金镜见过面。

  最后听说:金镜的干校在湖北。在炎热的夏天,他划着小船在湖里放鸭子,他血压很高,一天晚上,劳动归来,脑溢血死去了。他一直背着反党的罪名,因为他曾经指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报刊上经常出现的林彪形象,说了一句:

  像个小丑!金镜死后不久,林彪的问题就暴露了。

  我没有到过湖北,没有见过那里的湖光山色,只读过范仲淹描写洞庭湖的文章。我不知道金镜在的地方,是否和洞庭湖一水相通。我现在想到:范仲淹所描写的,合乎那里天人的实际吗?他所倡导的先忧后乐的思想,能对在湖滨放牧家禽的人,起到安慰鼓舞的作用吗?金镜曾信服地接受过他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劝戒吗?

  在历史上,不断有明哲的语言出现,成为一些人立身的准则,行动的指针。但又不断有严酷的现实,恰恰与此相反,使这些语言,黯然失色,甚至使提倡者本身头破血流。然而人民仍在觉醒,历史仍在前进,炎炎的大言,仍在不断发光,指引先驱者的征途。我断定,金镜童年,就在纯洁的心灵中点燃的追求真理的火炬,即使不断遇到横加的风雨,也不会微弱,更不会熄灭的。

  二 忆郭小川

  一九四八年冬季,我在深县下乡工作。环境熟悉了,同志们也互相了解了,正在起劲,有一天,冀中区党委打来电话,要我回河间,准备进天津。我不想走,但还是骑上车子去了。

  我们在胜芳集中,编在《冀中导报》的队伍里。从冀热辽的《群众日报》社也来了一批人,这两家报纸合起来,筹备进城后的报纸出刊。小川属于《群众日报》,但在胜芳,我好像没有见到他。早在延安,我就知道他的名字,因为我交游很少,也没得认识。

  进城后,在伪《民国日报》的旧址,出版了《天津日报》。小川是编辑部的副主任,我是副刊科的副科长。我并不是《冀中导报》的人,在冀中时,却常常在报社住宿吃饭,现在成了它的正式人员,并且得到了一个官衔。

  编辑部以下有若干科,小川分工领导副刊科,是我的直接上司。小川给我的印象是:一见如故,平易坦率,热情细心,工作负责,生活整饬。这些特点,在一般文艺工作者身上是很少见的。所以我对小川很是尊重,并在很长时间里,我认为小川不是专门写诗,或者已经改行,是能做行政工作,并且非常老练的一名干部。

  在一块工作的时间很短,不久他们这个班子就原封转到湖南去了。小川在《天津日报》期间,没有在副刊上发表过一首诗,我想他不是没有诗,而是谦虚谨慎,觉得在自己领导下的刊物上发表东西,不如把版面让给别人。他给报社同志们留下的印象,是很好的,很多人都不把他当诗人看待,甚至不知道他能写诗。

  后来,小川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在此期间,我病了几年,联系不多。当我从外地养病回来,有一次到北京去,小川和贺敬之同志把我带到前门外一家菜馆,吃了一顿饭专业治疗癫痫病。其中有两个菜,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适口的美味珍品。这不只是我短于交际,少见世面,也因为小川和敬之对久病的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才留下了如此难以忘怀的印象。

  我很少去北京,如果去了,总是要和小川见面的,当然和他的职位能给予我种种方便有关。

  我时常想,小川是有作为的,有能力的。一个诗人,担任这样一个协会的秘书长,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来得,我认为是很难的。小川却做得很好,很有人望。

  我平素疏忽,小川的年龄,是从他逝世后的消息上,才弄清楚的。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他却能跋山涉水,入死出生,艰苦卓绝,身心并用,为党为人民做了这样多的事,实事求是评定起来,是非常有益的工作。他的青春,可以说是没有虚掷,没有浪过。

  他的诗,写得平易通俗,深入浅出,毫不勉强,力求自然,也是一代诗风所罕见的。

  很多年没有见到小川,大家都自顾不暇。后来,我听说小川发表了文章,不久又听说受了四人帮的批评。我当时还怪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急于发表文章。

  前年,有人说在辉县见到了他,情形还不错,我很高兴。

  我觉得经过这么几年,他能够到外地去做调查,身体和精神一定是很不错的了。能够这样,真是幸事。

  去年,粉碎了四人帮,大家正在高兴,忽然传来小川不幸的消息。说他在安阳招待所听到好消息,过于兴奋,喝了酒,又抽烟,当夜就出了事。起初,我完全不相信,以为是传闻之误,不久就接到了他的家属的电报,要我去参加为他举行的追悼会。

  我没有能够去参加追悼会。自从一个清晨,听到陈毅同志逝世的广播,怎么也控制不住热泪以后,一听到广播哀乐,就悲不自胜。小川是可以原谅我这体质和神经方面的脆弱性的。但我想如果我不写一点什么纪念他,就很对不起我们的友情。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写作的想法了,现在拿起笔来,是写这样的文字。

  我对小川了解不深,对他的工作劳绩,知道得很少,对他的作品,也还没有认真去研究,深怕伤害了他的形象。

  一九五一年吧,小川曾同李冰、俞林同志,从北京来看我,在我住的院里,拍了几张照片。这一段胶卷,长期放在一个盒子里。前些年,那么乱,却没人过问,也没有丢失。去年,我托人洗了出来,除了我因为不健康照得不好以外,他们三个人照得都很好,尤其是小川那股英爽秀发之气,现在还跃然纸上。

  啊,小川,

  你的诗从不会言不由衷,

  而是发自你肺腑的心声。

  你的肺腑,

  像高挂在树上的公社的钟,

  它每次响动,

  都为的是把社员从梦中唤醒,

  催促他们拿起铁铲锄头,

  去到田地里上工。

  你的诗篇,长的或短的,

  像大大小小的星斗,

  展布在永恒的夜空,

  人们看上去,它们都有一定的光亮,

  一定的方位,

  就是儿童,

  也能指点呼唤它们的可爱的名称。

  它们绝不是那转瞬即逝的流星

  乡下人叫作贼星,

  拖着白色的尾巴,从天空划过,

  人们从不知道它的来路,

  也不关心它的去踪。

  你从不会口出狂言,欺世盗名,

  你的诗都用自己的铁锤,

  在自己的铁砧上锤炼而成。

  雨水从天上落下,

  种子用两手深埋在土壤中。

  你的诗是高粱玉米,

  它比那伪造()的琥珀珊瑚贵重。

  你的诗是风,

  不是转蓬。

  泉水呜咽,小河潺潺,大江汹涌!

  1977年1月3日改讫

  孙犁:清明随笔

  忆邵子南同志

  邵子南同志死去有好几年了。在这几年里,我时常想起他,有时还想写点什么纪念他,这或者是因为我长期为病所困苦的缘故。

  实际上,我和邵子南同志之间,既谈不上什么深久的交谊,也谈不上什么多方面的了解。去年冯牧同志来,回忆那年鲁艺文学系,从敌后新来了两位同志,他的描述是:邵子南整天呱啦呱啦,你是整天一句话也不说

  我和邵子南同志的性格、爱好,当然不能说是完全相反,但确实有很大的距离,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他有些地方,实在为我所不喜欢。

  我们差不多是同时到达延安的。最初,我们住在鲁艺东山紧紧相邻的两间小窑洞里。每逢夜晚,我站在窑洞门外眺望远处的景色,有时一转身,望见他那小小的窗户,被油灯照得通明。我知道他是一个人在写文章,如果有客人,他那四川口音,就会声闻户外的。

  后来,系里的领导人要合并宿舍,建议我们俩合住到山下面一间窑洞里,那窑洞很大,用作几十人的会场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提出了不愿意搬的意见。

  这当然是因为我不愿意和邵子南同志去同住,我害怕受不了他那整天的聒噪。领导人没有勉强我,我仍然一个人住在小窑洞里。我记不清邵子南同志搬下去了没有,但我知道,如果领导人先去征求他的意见,他一定表示愿意,至多请领导人问问我我知道,他是没有这种择人而处的毛病的。并且,他也绝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而有丝毫的芥蒂,他也是深知道我的脾气的。

  所以,他有些地方,虽然不为我所喜欢,但是我很尊敬他,就是说,他有些地方,很为我所佩服。

  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股子硬劲,那股子热情,那说干就干、干脆爽朗的性格。

  我们最初认识是在晋察冀边区。边区虽大,但同志们真是一见如故,来往也是很频繁的。那时我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住在一个叫三将台的小村庄,他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住在离我们三四里地的一个村庄,村名我忘记了,只记住如果到他们那里去,是沿着河滩沙路,逆着淙淙的溪流往上走。

  有一天,是一九四○年的夏季吧,我正在高山坡上一间小屋里,帮着油印我们的刊物《文艺通讯》。他同田间同志中国最好的癫痫病医院来了,我带着两手油墨和他们握了手,田间同志照例只是笑笑,他却高声地说:久仰真正的久仰!

  我到边区不久,也并没有什么可仰之处,但在此以前,我已经读过他写的不少诗文。所以当时的感觉,只是:他这样说,是有些居高临下的情绪的。从此我们就熟了,并且相互关心起来。那时都是这样的,特别是做一样工作的同志们,虽然不在一个机关,虽然有时为高山恶水所阻隔。

  我有时也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在团里是一个文学组。四五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屋里只有一张桌子,放着钢板蜡纸,墙上整齐地挂着各人的书包、手榴弹。炕上除去打得整整齐齐准备随时行动的被包,还放着油印机,堆着刚刚印好还待折叠装订的诗刊。每逢我去了,同志们总是很热情地说:孙犁来了,打饭去!还要弄一些好吃的菜。他们都是这样热情,非常真挚,这不只对我,对谁也是这样。他们那个文学组,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主要是,我看见他们生活和工作得非常紧张,有秩序,活泼团结。他们对团的领导人周巍峙同志很尊重,相互之间很亲切,简直使我看不出一点诗人、小说家的自由散漫的迹象。并且,使我感到,在他们那里,有些部队上的组织纪律性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很喜欢这种味道。

  我那时确实很喜欢这种军事情调。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区刚刚成立游击队。有一天,我在安国县,同当时在政治部工作的阎、陈两位同志走在大街上。对面过来一位领导人,小阎整整军装,说:主任!我们给他敬个礼。临近的时候,素日以吊儿浪当着称的小阎,果然郑重地向主任敬了礼。这一下,在我看来,真是给那个县城增加了不少抗日的气氛,事隔多年,还活泼地留在我的印象里。

  因此,在以后人们说到邵子南同志脾气很怪的时候,简直引不起我什么联想,说他固执,我倒是有些信服。

  那时,他们的文学组编印《诗建设》,每期都有邵子南同志的诗,那用红绿色油光纸印刷的诗传单上,也每期有他写的很多街头诗。此外,他写了大量的歌词,写了大型歌剧《不死的人》。战斗,生产他都积极参加,有时还登台演戏,充当配角,帮助布景卸幕等等。

  我可以说,邵子南同志在当时所写的诗,是富于感觉,很有才华的。虽然,他写的那个大型歌剧,我并不很喜欢。但它好像也为后来的一些歌剧留下了不小的影响,例如过高的调门和过多的哭腔。我所以不喜欢它,是觉得这种形式,这些咏叹调,恐怕难为群众所接受,也许我把群众接受的可能性估低和估窄了。

  当时,邵子南同志好像是以主张化大众,受到了批评,详细情形我不很了解。他当时写的一些诗,确是很欧化的。据我想,他在当时主张化大众,恐怕是片面地从文艺还要教育群众这个性能上着想,忽视了群众的斗争和生活,他们的才能和创造,才是文艺的真正源泉这一个主要方面。不久,他下乡去了,在阜平很小的一个村庄,担任小学教师。在和群众一同战斗一同生产的几年,并经过学习党的文艺政策之后,邵子南同志改变了他的看法。我们到了延安以后,他忽然爱好起中国的旧小说,并发表了那些新三言似的作品。

  据我看来,他有时好像又走上了一个极端,还是那样固执,以致在作品表现上有些摹拟之处。而且,虽然在形式上大众化了,但因为在情节上过分喜好离奇,在题材上多采用传说,从而减弱了作品内容的现实意义。这与以前忽视现实生活的欧化,势将异途而同归。如果再过一个时期,我相信他会再突破这一点,在创作上攀登上一个新的境界。

  他的为人,表现得很单纯,有时甚至叫人看着有些浅薄而自以为是,这正是他的可爱、可以亲近之处。他的反映性很锐敏很强烈,有时爱好夸夸其谈,不叫他发表意见是很困难的。他对待他认为错误和恶劣的思想和行动,不避免使用难听刺耳的语言,但在我们相处的日子,他从来也没有对同志或对同志写的文章,运用过虚构情节或绕弯暗示的文艺手法。

  在延安我们相处的那一段日子里,他很好说这样两句话: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有时谈着谈着,甚至有时是什么也没谈,就忽然出现这么两句。邵子南同志是很少坐下来谈话的,即使是闲谈,他也总是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这两句话他说得总是那么斩钉截铁,说时的神气也总是那么趾高气扬。说完以后,两片薄薄的缺乏血色的嘴唇紧紧一闭,简直是自信到极点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好说这样两句话,有时甚至猜不出他又想到什么或指的是什么。作为警辟的文学语言,我也很喜欢这两句话。在一个问题上,独抒己见是好的,在一种事业上,勇于尝试也是好的。但如果要处处标新立异,事事与众不同,那也会成为一种虚无吧。邵子南同志特别喜爱这两句话,大概是因为它十分符合他那一种倔强的性格。

  他的身体很不好,就是在我们都很年轻的那些年月,也可以看出他的脸色憔悴,先天的营养不良和长时期神经的过度耗损,但他的精神很焕发。在那年夏天,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挺直的身子,黑黑的头发,明朗的面孔,紧紧闭起的嘴()唇。灰军装,绿绑腿,赤脚草鞋,走起路来,矫健而敏捷。这种印象,直到今天,在我眼前,还是栩栩如生。他已经不存在了。

  关于邵子南同志,我不了解他的全部历史,我总觉得,他的死是党的文艺队伍的一个损失,他的才华灯盏里的油脂并没枯竭,他死得早了一些。因为我们年岁相当,走过的路大体一致,都是少年贫困流浪,苦恼迷惑,后来喜爱文艺,并由此参加了革命的队伍,共同度过了不算短的那一段艰苦的岁月。在晋察冀的山前山后,村边道沿,不只留有他的足迹,也留有他那些热情的诗篇。村女牧童也许还在传唱着他写的歌词。在这里,我不能准确估量邵子南同志写出的相当丰富的作品对于现实的意义,但我想,就是再过些年,也不见得就人琴两无音响。而他那从事文艺工作和参加革命工作的初心,我自认也是理解一些的。他在从事创作时,那种勤勉认真的劲头,我始终更是认为可贵,值得我学习的。在这篇短文里,我回忆了他的一些特点,不过是表示希望由此能以逝者之所长,补存者之不足的微意而已。

  今年春寒,写到这里,夜静更深,窗外的风雪,正在交织吼叫。记得那年,我们到了延安,延安丰衣足食,经常可以吃到肉,按照那里的习惯,一些头蹄杂碎,是抛弃不吃的。

  有一天,邵子南同志在山沟里拾回一个庞大的牛头,在我们的窑洞门口,架起大块劈柴,安上一口大锅,把牛头原封不动地煮在里面,他说要煮上三天,就可以吃了。

  我不记得我和他分享过这顿异想天开的盛餐没有。在那黄昏时分,在那寒风凛洌的山头,在那熊熊的火焰旁边,他那兴高采烈的神情,他那高谈阔论,他那爽朗的笑声,我好像又看抗癫痫最好的药到听到了。

  1962年4月1日于天津

  罗兰:盼

  她慢腾腾地把办公桌上的表格文件一样一样地往抽屉里收,下班铃早就响过了,有家的,赶着回家,没家的,赶着到大街上去找可以暂时容纳自己的空间。只有她,她不想离开办公室。

  她在这里上班,一晃已有八年了。八年,好长的一段日子!当初她来的时候,这里的小徐还是个孩子,现在,他已经结了婚,做了父亲,以前那份轻怫浮躁的样子渐渐地消失,小徐已经成熟了。

  而她呢?她一时想不起来当初到这家公司来的时候,她是什么样子。她只记得一点,记得她初到这陌生环境时,那落寞寡欢的心情。

  似乎没有一个地方欢迎过她的,因为她缺少了一个漂亮的外型。

  她太瘦,太高,又不善修饰,还加上一副近视眼镜;而且,她那时已经就不年轻29岁了。

  那么现在,她已经是37岁。

  年龄使她越来越寂寞,像这秋日的黄昏。

  下了班,一切的属于生命的气息都随着人们离开了这多灰尘的办公室。只剩下粗陋的藤椅,劣质的办公桌,狼藉的茶盘,被遗弃在架子上的报纸,暗弱的日光灯,和她。

  她不想下班,不想回去。她的一切都在办公室里。小说。日记、信件、毛衣、雨鞋都在办公桌的抽屉里。这里像是她的家。

  她把文件都已收好,站了站,却又坐了下去。开亮了台灯,坐在歪斜的藤椅上,拉开抽屉,想找一点事情做做。是吃晚饭的时候了,不是不饿,而是她懒得去吃饭。一个单身女人,到什么地方去,总难免惹人注目,而且,她已厌倦了那油腻的客饭和肮脏的小吃。

  拉开了抽屉,茫然地望着里面一叠一叠的纸张,她发现自己其实也并不想要做什么,于是,她就这样茫然地对抽屉里那白惨惨的纸张出神。

  电话铃突然豁朗朗地响了起来。

  总是有人在下了班之后才打电话找人,明知道所找的人已经不在,却还要碰碰运气。

  她没好气地抓起电话听筒,没好气地问了一声:

  找谁?

  请问这里是不是通运公司?听筒那边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通运公司。你找谁?

  请问这里有没有一位黄小姐?

  黄小姐?哪一个黄小姐?她托了托眼镜,眼睛注视着自己桌上那三棱镜形的名牌。

  有没有一位名叫黄秋芬的小姐?她是湖南人。

  黄秋芬,哦,你找她?

  是的。我找这位黄小姐。我刚从美国回来,我是她的小学同学,我姓林。

  她推上了抽屉,坐直了身子,把耳机由左手换到右手,问:

  林?你叫林什么名字?

  请问黄秋芬小姐是不是在这里办公?

  是,是的。请问你是谁?

  我叫林永碧。

  哎呀!林永碧!真想不到!想不到!你真巧!巧极了!我就是黄秋芬。

  哦!真是巧极了!林永碧在那边说,多年不见,秋芬,你好吧?

  你好吧?林永碧。真的,多少年了,算算看。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是我由香港去美国的前一天,遇到你的表妹,她告诉我你的地址。我一直紧紧地记着,决心有机会一定来看看你。

  你真巧!本来我应该下班了的,大家都走了。

  那么,请你告诉我一个地方,我们见见面。这里我不熟,你说一个地方吧!

  好。那么,就在绿园餐厅吧。

  放下了听筒,她觉得灯光突然亮了些。玻璃板下的绿绒垫也显得格外绿些。绒垫上排着一些照片,有一张,就是她最近偶尔从旧书里翻出来的,小学毕业时,团体旅行的照片。

  照片里的她,没戴眼镜,梳着两条大辫子。那时候是12岁。12岁的女孩子看不出来是美是丑,只是那一对眼睛乌溜溜的,很吸引人。在她背后站着一排男生,其中一个留着西装头的,就是林永碧。

  林永碧那时候就很神气。她常想用旧小说里那鼻如悬胆,目如朗星八个字去形容他。林水碧的家境好,穿的用的都与众不同。别人都剪平头,他却总是留着一点头发,这就显得他比别人多了一番富贵气。加上他肯用功,在班上的女孩子心里,就比别人多了一点分量。果然不错,他现在从美国学成归来了!不是博士,就是硕士。

  这些年,一直找不到结婚的对象,她倒不十分着急,因为她心里有个林水碧,那个与众不同的男孩子。她还有这么一个渺茫的希望他们会有缘再相会的。

  想到这里,黄秋芬突然脸上热了起来。小时候,大家都喜欢开他们两个的玩笑,说他们两个是一对。黄秋芬小时候的家境也好,穿的用的也是与众不同。

  当初,自己确也对林永碧用过一些心。别看是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在这方面懂得可也不少。那时候,不知多少次,两个人偷偷地约定,将来长大了,我们谁也不许变。

  但是,长大了,需要好一段年月,那时候可没有想到。升学啦,搬家啦,打仗啦,种种样样的变化。到了后来,时过境迁,她也只能偶尔在梦里捕捉到一点林永碧的影子。

  尽管她记着他,梦过他,但她并未想到居然真有见面的日子。

  好像两条抛物线,他们从多少年前分开的那时候,被两只无形的手轻轻抛起,开始在各自的命运弧线上流过,流过,落下,落下;却意外的又落到了这相邻的两点。

  多少年了?黄秋芬一遍一遍地问着自己。

  她不愿认真地去算,26年,太多了;不要去算,不要算,可以维持住一点心理上的平稳。

  去绿园餐厅,该换件衣服。今天不用吃客饭了!

  她把最下面的抽屉拉开,塑胶口袋里有一件棕色的羊毛衣。棕色的毛衣,配身上这件深蓝色的裙子,实在不大适合,于是,她决心换条裙子,换条黑色的总比蓝的还好一点。

  许久不注意化妆,今天忽然对自己缺少了自信。钱包里有一支口红,早已用完了,剩下一点底子,缩在金黄色的管子里面,她用指甲挖了一点出来,涂在嘴唇上,就着钱包的小镜子照了照,玫瑰紫色的口红,和棕色的羊毛衣,产生了很别扭的效果,显得她的脸色很黑。

  不放心,又找出粉盒,扑上了一层粉。

癫痫病小发作症状

  用梳子把头发梳了梳,发现额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根皱纹,于是,把前额的头发拉下一络,做成刘海。

  刘海和眼镜又在冲突。心里一烦,把镜子盖上。

  管它呢!只不过是个多年不见的小同学罢了!又不是去会什么重要人物!

  而且,像林永碧那么好的条件,绝对早已儿女成行啦!穷紧张个什么!她偷偷地对自己说。

  走吧!她赶着自己。拿起了钱包,按熄了台灯,走出了办公室。

  绿园离办公室很近。坐上车子,还没来得及把心定下来,就到了。

  在餐厅门外定了定神,才推门进去,轻音乐的声音混杂着菜肴的热味,扑到了她的脸上。她觉得眼镜蒙上了一层雾。

  后悔没问问林永碧穿什么衣服,坐哪个位子。这多年不见面,凭着二十六年前的记忆去找现在的林永碧,怎么找?

  为了避免要惹人注意,她决定暂时在一个最近的位子坐下来。坐下来之后,先把眼镜摘下来,用手帕擦一擦上面的水气,再把它戴上。然后再去看餐厅里的座位,和座位上的人,找那单身一个人坐的。

  单身人不少,要找没有吃东西、像是在等人的。

  于是她看到了一个中年绅士,穿着质料考究的蓝色西装,方方的脸,高高直直的鼻子,容光焕发,手里拿着一个精致的打火机在点烟斗。

  不知是不是林水碧。把记忆中林永碧小时候的样子和这人对照一番,似乎那轩昂的气宇倒有点仿佛。

  这时,那个中年绅士点燃了烟斗,抬起头,向这边望过来,脸上绽出一个微笑。

  她想:一定是了。

  于是,她站起身来,朝他走去。

  但她却发现另一个女人从她背后快步走向了那个绅士,两人握手寒暄着,坐下去了。

  差一点认错人了!她的近视眼在镜片后面努力地眨着。

  这时,就在她身旁的一个座位上,有一个男人站了起来,对她迟疑地望着,她也对他迟疑地望着。

  请问,您是黄

  哦!您难道是林

  是的。我是林永碧。

  她往后退了一步。

  林永碧!那个从小时候就那么轩昂不凡的林水碧!

  那个她想像中,高高身材,鼻如悬胆,目如朗星,潇洒倜傥的林永碧,现在站在她面前,而他的身高只与她的肩齐,他的头发已经脱落,露出一片亮亮的秃顶。他是那样的胖,胖得像个啤酒桶。

  林永碧也怔怔地看着她。他的多肉的眼睛由她的眼镜那厚厚镜片上轻轻地降落在她发蓝的口红上,再降落到她平平的棕色羊毛衣的胸脯上,她是那样的又黑又高又瘦,而又拘谨不安。

  真想不到!林永碧把眼光提升到她额前的刘海,然后收敛到餐桌旁的花瓶,低垂着眼睑,他说:

  请坐吧!

  黄秋芬默默地坐了下去,努力地提醒自己,这就是林永碧!你小时候爱过,长大了梦过的。

  林永碧也默默地坐在她的对面,努力地让自己承认,这就是那时候那个有一对乌溜溜的大眼睛,锋芒健美的黄秋芬。

  你,还是一个人?林永碧问。

  唔。你呢?

  我,我还()没有功夫找太太。

  哦!黄秋芬干涩地回答着,慢慢的,会找到的。

  是的。林永碧说,我会慢慢地去找的。

  他回头望望拿着菜单的侍役,问:

  你要吃点什么?

  哦!她定了定神,望着林永碧光秃秃的头顶说:我已经,已经吃过饭了。我现在只想喝一点,喝一点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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